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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山之石

航天用人模式:放手给年轻人平台

发布时间:2012年08月06日 16:58:44
航天用人模式:放手给年轻人平台

    4年前毕业入职,直接参与载人交会对接的仿真分析;当年,神舟七号飞船发射,工作一个月后就参与飞控任务,进行飞行程序核校工作;神舟七号之后,从事神舟八号的研制,参与交会对接方案设计和轨道设计,成为任务分析组组长;神舟八号发射成功后,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总体部系统工程研究室副主任,从事未来空间站的方案设计工作。

    这是1981年出生的王为的职业成长路径。在中国航天史上,伴随神舟飞船成长起来的年轻人,引起国内外宇航界的高度关注。“直接从事神舟九号飞船研制的900多人中,有近600人是35岁以下青年,平均年龄为34.8岁。”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陈学钏说。

    如果倒推9年,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变化:神舟五号发射时,七大系统总指挥、总设计师平均年龄为53.6岁,神舟六号时降为48.7岁;神舟六号发射时,飞船、火箭试验队中,35岁以下年轻人占80%,副主任设计师以上人员平均年龄为32岁;神舟七号发射时,飞船研制团队平均年龄为33.6岁,神舟八号飞船设计团队,平均年龄为31岁。

    神舟队伍中,年轻人越来越多;伴随这一国家重大项目工程,年轻人迅速成长。我们暂且称之为神舟现象。

    在不得不上的年代,年轻人证明了自己

    现在,整个航天科技集团公司,总设计师、总指挥、副总设计师、副总指挥队伍中,45岁以下的占53%,正副主任设计师、研究室主任共有3000多人,35岁以下的占56%。在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,现在共有392人,平均年龄为31岁,35岁以下的占82%,型号两总的平均年龄是44岁,主任、副主任设计师平均年龄为33岁,其中80后有22人。

    但是,在上世纪90年代,中国航天界的人才结构出现了问题。

    1992年,神舟立项,称为“921工程”。那时候,中国的航天人才出现了断层,60年代培养的大学生即将退休,20多岁的年轻人必须要顶上,大面积的新老交替陆续开始。

    921工程立项时,飞船是一个全新的事物,其研制工作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年轻人参与。但是“那个时候的老同志很多都70多岁了,然后就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,30岁以上的人员几乎没有。” 五院总体部党委书记李杰回忆。

    神舟九号副总设计师朱光辰1995年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(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,以下简称“航天五院”),参与了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九号的所有飞船的研制工作。

    “当时的研制队伍中,青年占近一半,大多是副主任设计师以下的岗位,老同志在审核把关方面下了很大力气。”朱光辰说,与卫星相比,飞船复杂得多,很多零件靠当时传统的手工制图无法绘制,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用上了CAD制图,“虽然现在不值得一提,但是当时年轻人的这些方法还是让老前辈眼前一亮。”

    直到2003年发射神舟五号飞船时,新老交替完成。

    把飞船送上天的“长二捆”火箭研制队伍中,也出现了年龄断层,好在这是一个有经验积累的型号,老专家还有很大一部分在岗。

   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九号,除了神舟五号发射没有参加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(中国火箭研究院,以下简称“航天一院”)CZ-2F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宋征宇,1995年参加工作。他回忆,当时他所在的12所从事921工程的年轻人加上他只有5个,都是20多岁,再往上就是50岁以上的。到神舟三号发射时,年轻人渐渐多了起来。

    神舟一号发射时,宋征宇是普通的技术人员,从神舟二号开始成为副主任设计师,并兼任研制新一代火箭的负责人。神舟五号发射之后,时任总指挥黄春平找宋征宇谈话,希望宋征宇担起载人航天更重要的担子——成为副总设计师人选。为此,宋征宇不得不放弃新一代火箭的研制工作。也是从那时起,年轻人走上重要的技术岗位。

    现任航天一院一部党委书记王亚军回忆,直到2004年前后,直接在一线组织设计研制工作的,几乎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,老专家基本都退休了。

    而此前,国内外媒体就开始高度关注中国新一批年轻的航天领军人物,并把他们称作“航天少帅”。

    一个不允许失败的行业为什么敢用年轻人

    “在80年代后期,就已经意识到人才断层的问题。”陈学钏回忆,那个时候,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航天人,已经70多岁。

    从那时起,相关单位开始采取措施。

    1983年大学毕业后,陈学钏进入航天一院工作,4年后,考取研究生。1990年毕业再次进入航天一院工作,亲历那一时间的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。

    “80年代后期、90年代初期,正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干事的时候,当时中国航天的型号任务也不像现在这么多,岗位有限,论业绩、论经验,刚毕业的大学生肯定不如前辈。”陈学钏回忆,就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,要求对有培养潜质的年轻人破格使用,对有些项目,甚至规定,35岁以下的年轻人必须占到总人数的10%~15%。同时,薪酬向一线倾斜,并配发科技骨干津贴、科技创新奖等奖金。

    媒体所称的“航天少帅”,大多是在那个时期进入航天事业的。

    很多方法至今仍在沿用,现在的奖金跟当时也不可同日而语。配合职能部门,该公司团委也着力推进青年人才战略,优化青年成长环境、搭建青年成长成才绿色通道、实施青年职业生涯导航等措施。但航天事业、尤其是载人航天任务的特殊性在于,对失败零容忍。如何起用年轻人?

    现任航天一院一部11室主任的张旭辉2000年研究生毕业,当年8月,张旭辉就到发射场参与了神舟二号的发射,当时有老同志带着;2002年,张旭辉便独立去发射场执行神舟三号发射的相关任务。

    “一个人去不代表一个人的工作结果,他的背后有整个工程组的专业支持。”张旭辉说,哪怕是在平时,每一个设计方案都要经过层层审核把关。“设计文件出组前要技术交流一次,重大技术方案必须要技术审理一次,此外,还有审查、评审等环节。”张旭辉现在成为领导,体会到了把关的压力。

    “我们干航天的,经过一次实际飞行过程,得到的锻炼是完全不一样的,一旦参加任务,就不是一个专业在参与,能有机会看到各个部分怎么协调匹配工作的。”王为毕业入职当年,就在老同志的带领下,参加神舟七号的飞控任务。

    天上不允许失败,那么就在地面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可以失败的机会。在航天一院,很多研究室力推模拟论证工作,锻炼新进员工的总体意识,允许走弯路,但要找到原因;在航天五院,虚拟设计、地面仿真实验、合练等,给年轻人在参与重大工程任务前,创造了允许失败的机会。

    2010年参加工作的张伟是飞船总体设计人员。刚工作就参加五院组织的合练,此后,参加神舟八号、天宫一号的发射任务。“那时已经很熟练了,发射神舟九号的时候就开始带人了。”李杰说。

    年轻人怎样在短时间内上手

    上世纪90年代初期,社会上流行一句话:“制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。”陈学钏对此记忆深刻:“我1983年本科毕业的时候,同学互送祝福是希望能当上科学家,到1990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,变成希望能当上大老板。”

    那时盛行下海潮,加上一些外企进驻国内,本土企业的薪酬完全没有竞争力,“当时差距差不多是10倍。”陈学钏回忆,那几年,新进的年轻人,经过一段时间,只有1/3的人能留下来。

    进入新世纪之后,情况发生了逆转,尤其是近些年。

    2009年新成立的载人航天总体部的壮大,是年轻人大量涌入航天领域的一个缩影。当年8月22日,以前负责总体共作的人员被抽调出来组建总体部,162人的队伍,平均年龄为35岁,不到3年的时间,现在这支队伍已经变成392人,平均年龄为31岁。

    “2009年,我们去复旦大学、上海交大、浙江大学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院校开宣讲会,五六百人的教室坐得满满的,门外还有很多学生。”李杰说,学校老师都感到震惊。

    在航天一院,面临同样的情况,每年一个单位就要招上百人。“以前几年打一发,现在一年打十几发。”王亚军认为,能留住年轻人的关键,也是因为平台多了。

    “短时间内,人员大量增加,必须在短时间内上岗,有些东西是需要积累的。”王亚军回忆,怎么办,自己编写设计师手册、靶场工作手册、做模板,遇到问题解决问题。设计模板的过程都是年轻人参与的,实际上是一代一代航天人经验的总结。

    陈学钏称这些为航天特有的知识管理平台,在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载体。他说:“从这个意义上讲,年轻人并不是从头开始。”

    航天用人模式可否复制

    航天用人模式可否复制,所有采访对象对此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。

    “理念是可以复制的。做人才培养、满足任务需求,必须在人才培养上挑战自己,善于改变自己。”王亚军说,火箭发射单位保交付、保成功的压力非常大,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也要鼓励年轻人创新,一方面是留住人才的举措,另一方面,也是为日后做积累。

    李杰的回答也是肯定的。“有时候要放手给年轻人平台,像我们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,都可以放手,还有什么不可以放手的,关键是事先的工作和保障要做充分。”李杰说,在平时工作中,个人允许失败,但是团队不允许失败,有的岗位设一岗、二岗、三岗,通过制度设计、工作流程进行互相监督,干之前,一定会有一些推演。“成长更多的是团队的成长,而不单单是某个人的成长。”

    “航天这块有一个很好的‘严慎细实’的作风,一到这个单位后,大家都认真、规范、严格地来做事情。”陈学钏认为,一个单位的文化氛围也是影响年轻人的重要途径。

    采访中记者发现,对于培养年轻人,航天科技集团无非是在传承、创新、文化氛围营造上尽到了最大努力,才有了如今的人才井喷现象。

    与此同时,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、总经理马兴瑞表示:“面对机遇和成绩,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我国还只是航天大国,而不是航天强国,与航天强国之间还存在差距,我们要从航天大国转变成航天强国,还要经历更多的艰辛,付出更多的努力,面对更多的挫折。差距既是对年轻人的严峻挑战,也是锻炼年轻人的重要历程,更是激发潜能的难得机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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